运河的水在午后泛着碎金，惠英的画笔蘸满了明黄。她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出现在广场，画那丛野生的雏菊。画布上的花朵总缺一瓣，她说不清为什么，只是觉得那缺口里藏着什么秘密。
隔着一片水光，朴义在瞄准镜里看她。他的手指搭在扳机上，却从来没有真正对准过她的心脏。他数过她画完一朵雏菊需要十七笔，知道她画到第五笔时会抬头看鸽子。他买下她所有的画，却从不署名。那些画被挂在杀手公寓的暗房里，像另一种枪械，上膛的是沉默。
正佑是来查案的刑警。他坐在惠英对面，假装是偶然路过的路人。她给他看那幅缺瓣的雏菊，他笑着说也许明天就能补全。他每天带一支新画笔来，她收下，却一直用旧的那支。广场上有三个人，但只有惠英不知道，两把枪的准星都画着她的轮廓。
直到那个雨天，朴义为了救她被卡车撞倒。血在积水里洇开，像打翻的红色颜料。惠英终于认出那双眼睛——每次她回头时，总在人群边缘闪过的眼睛。她冲过去，却只看见他笑着摇头，嘴唇无声地念着她的名字。
最后一幕是惠英站在那幅画前。她终于补上了缺的那瓣，用的是他留下的子弹壳里的火药。雏菊在画布上完整地开放，而广场上再也没有等她的身影。她终于明白，有些爱是瞄准镜里的十字线，永远温柔地框住一个人，却永远不能靠近。
阿姆斯特丹的黄昏很长，长到足够让一朵花记住一整个夏天的枪声。惠英把画挂在窗前，风来时，那朵雏菊轻轻摇晃，像在回应某处无声的告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