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的电影院，是两场梦的交叉点。
第一场梦来自潘多拉星球。卡梅隆用十几年时间，把蓝色皮肤、发光植物和悬浮山塞进了IMAX银幕。杰克·萨利瘫坐在轮椅上，双腿无力，但当他躺进那个装满液体的棺材，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他已经有了尾巴和耳朵，能跑能跳，还能骑上伊卡兰飞越云层。这不是电影，这是所有被困在现实里的人，对另一个身体的渴望。我们跟着他学走路，学呼吸，最后拿起弓箭，站在推土机前，说“我看见了”。那些纳美人牵手相连，整颗星球亮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也在流泪。不是因为剧情，是因为那种相信——相信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真的可以存在。
然后昆汀·塔伦蒂诺把第二场梦扔进了二战。他让犹太士兵在法国地窖里用棒球棍砸碎纳粹的头颅，让苏珊娜·德雷福斯穿着红裙坐在电影院里，等待复仇。这场梦没有正义的胜利，只有血、香烟和电影胶片燃烧的气味。兰达上校笑着讨价还价，把战犯变成了英雄，又把英雄变成了尸体。昆汀说历史可以重写，用最野蛮的方式。当苏珊娜的脸被子弹打穿，当电影院里的大火吞没所有纳粹，你分不清这是狂欢还是哀悼。无耻混蛋不是战争片，是昆汀写给电影本身的情书——用电影杀死希特勒，用电影宣告：故事永远比现实更真实。
而在两场梦之间，有一部叫《月球》的小电影。山姆·洛克威尔独自在月球基地里，等着回家。他种菜，跑步，和电脑说话，然后发现自己是克隆人，一个用完就扔的零件。没有外星人，没有英雄，只有一个人看着录像带里妻子的脸，意识到那些记忆从来不属于自己。他站在月球表面，地球悬在头顶，那么近又那么远。2009年的我们还没有想过，孤独可以如此安静，如此具体。
那一年，我们在潘多拉学会了仰望，在地窖里学会了愤怒，在月球上学会了沉默。三个世界，三种逃离，三种对“我是谁”的回答。后来我再也没有在同一年里，看过这么多不同的天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