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夜,城市像一块浸透墨汁的海绵,每一滴积水都倒映着破碎的霓虹。他推开侦探事务所的玻璃门,门框上的铃铛发出一声干涩的响,像某种不祥的预言。

她坐在办公桌对面,风衣领口竖起的阴影遮住半边脸,只留下一抹猩红的唇。她说丈夫失踪了,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报纸上的讣告。他本该拒绝的——这类案子总是通向死胡同,或者更糟,通向一个提前挖好的坑。但他看见她手指间夹着的香烟,烟雾在昏黄的台灯光线下扭曲成一条蛇的形状,于是他说了好。
调查从一张照片开始。照片里的男人站在码头的吊车下,背后是灰蒙蒙的海。他循着线索走进一间地下酒吧,酒保用一块脏抹布擦着吧台,头也不抬地说:“你找的人上周就死了,淹死在港口的旧轮胎堆里。”他问怎么死的,酒保终于看了他一眼,眼神像看一个已经死了的人:“不知道,反正死了。”

他回到办公室,发现门锁被撬过。抽屉里的照片不见了,桌上多了一封信,没有署名,只有一行字:“你不该接这个案子。”字迹歪斜,像是用左手写的,又像是手在颤抖。他想起她的眼睛,那种深不见底的黑色,像枪口。
第二次见她,是在一个废弃的仓库。她站在一扇铁窗下,月光从窗格漏进来,在她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条纹,像监狱的栅栏。她说:“我骗了你。他不是我丈夫,是我哥哥。他偷了不该偷的东西,现在有人要杀他。”他问东西在哪,她指了指地上一个打开的保险箱——空的。“已经晚了,”她说,“他们拿走了。”她的声音里没有歉意,只有一种冰冷的平静,像在陈述一个早已写好的结局。

他转身要走,听见身后传来一声保险栓拉开的脆响。他没有回头,只是说:“你从一开始就打算让我当替死鬼。”她没有否认,沉默像一堵墙横亘在他们之间。他走出仓库时,雨又开始下了,雨水顺着他的帽檐滴落,模糊了视线。他知道自己走不出这个夜晚了——不是因为她手里的枪,而是因为从他答应她的那一刻起,每一步都踩在既定的轨道上,像电影胶片一样,一格一格,无可挽回地走向结束。
街灯在雨中晕开一圈圈昏黄的光,他点燃最后一支烟,烟雾升起来,和雨雾混在一起,消散在无尽的黑暗里。
